第一讲：《形式——阅读〈追忆似水年华〉（【法】普鲁斯特）》

小说的本质——用一种物质建构另一种物质，用文学的语言去塑造生活。小说的表达是曲折的，它通过抽象的文字营造具象，需要读者借助生活经验、运用想象力来加以理解，相比影视艺术的具体直观，文字固然限制性极大，然其优势亦藏于此——文字可描述间接之物，在叙述对象不在场的条件下传情达意；还能将琐细的日常生活升华成为灿烂华丽的存在，进而释放生活的意义。

小说的形式依附于其时间形态。时间浩浩荡荡、无始无终，又转瞬即逝、难以滞留。因此，在线性的时间里，齐头并进的双重叙事是很难实现的。一般的小说往往会用人物、故事等情节元素进行介入，干扰文本中的“时间”，企图瓦解并重新建立一个时间体系，普鲁斯特则独树一帜，其小说中的时间是未加干预、直接体现的，且被还原到了最原始的裸露状态。时间的本质是回顾性的，主人公通过记忆的叙述来展现时间的特性。因此，解读这部作品的难点与关键，就在于对文本中隐藏的时间形式的发掘上，

第二讲：《模型——阅读<坎特伯雷故事>（【英】乔叟）》

故事都有模型，这些模型成型时间很早，后来者会借用前人积淀下来的模型，逐渐形成传统。创作者得益于既成模型的同时，也会受其干扰。创作的动力就在于同模型较劲，在于作品与原型间细枝末节的区别，如同旧瓶装新酒，赋予原型以个性化的经验，在“大同”中创造出“小异”。

《坎特伯雷故事集》是一部诗体短篇小说集，叙述朝圣者一行30人会聚在泰巴旅店，旅店主人提议在往返圣地的途中每人来回讲两个故事，以解旅途中的寂寥。书中人物构成是当时社会阶级构成的缩影。在故事讲述过程中，神职人员不断受到自由民的奚落，可见自由民社会地位有所提高，这一变化促进了社会平等。

第三讲：《情节要素之一—阅读<傲慢与偏见>（【英】简·奥斯汀）》

 禁忌越是严格，突破困难越大，情节递进越大”，对于写实主义者来说，要从现实生活中寻找禁忌，当今社会没有阶级，缺乏禁忌，叙事如何递进成了一个令人纠结的问题。《傲慢与偏见》为故事设置了三大“禁忌”：第一个需要突破的禁忌是时代背景下，班特纳家族五个缺少嫁妆的女儿出嫁的困难，第二个禁忌是当时女子“足不出户”的状态，不出门意味着难以把握机缘，第三个是与军官私奔的小妹带来的，这个事件加深了男女主门户的隔阂。就这样，“不规矩”的家族事件既制造危机，又为男女主的关系带来了突破，让人物的内心产生了叛逆的力量。小说中的禁忌非常地鲜明和经典，对于世界文学的发展有着巨大的示范作用。

第四讲：《情节要素之二——阅读<贝姨>（【法】巴尔扎克）》

“历史”作为情节的动机之一，能创造出比“禁忌”更强大的行为推动力。对重视真实性的写实主义者来说，“历史”是文学创作的底本，是带有纪念碑性质的材料，也是诞生伟大作品的精神支柱和创作源泉。《贝姨》中的几对人物关系反映了阶级在“历史”中的流动问题，在这个人物身上，巴尔扎克展示了自己扎实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对贵族的同情、新贵的批判，以及劳动人民的关怀，都体现在这部经典长篇巨作之中。

第五讲：《现实世界——美国纪实小说》

王安忆重点以美国非虚构小说的开山之作——杜鲁门·卡波特（TrumanCapote）的《冷血》为例讲述纪实小说的文类特征。她提出，对于这样精彩的纪实文学文本，其开头与结尾并不重要，而“过程”最重要。对“偶然”（而非冰冷客观的新闻报道的“必然”）事件的关注与大幅着墨，对佩里和迪克如何走上犯罪道路的铺叙，对二人作案时性格细节的大量深入刻画，都不是新闻文体所要承担的义务，而是小说手法与小说家的艺术承担。

她还在比较的视野下阐释了“纪实”与“虚构”各自特有的优势。第一，非虚构作品能够赢得更大读者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为其叙述对象是生动具体、真实发生的，更令读者信服。第二，非虚构文学能够在今日中国文学中“异军突起”，与长期以来虚构小说中缺乏日常“细节”这一短板有关。

第六讲：《精神世界——俄国小说》

对于托尔斯泰笔下的贵族群体来说，他们往往有着婚姻生活且不为生计问题所困扰。而这种情况下，精神困境的问题对于他们就变得更加迫切。不难发现，这也已成为同时期俄国小说中时代鲜明的探索。《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一个容易被人遗忘的小人物——维斯洛夫斯基，这种蝉蜕似的人物，就如歌剧中的弦乐，虽无法主导整个故事，但其作用却不能忽视。“贵族精神”并不仅仅代表了贵族阶层，这里需要模糊其阶级性而注重其象征性。穷人也可以拥有贵族精神，精神世界的探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去做的。而“精神上的贵族”，这一群体的存在与否也可能会影响我们人类精神领域的广度和深度。

第七讲：《普遍性——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

现代类型小说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类型小说带给读者以感官的愉悦感，不同于重视思想却往往流于形式尝试的现代小说，类型小说仍然坚守着叙事的价值基点，坚持以故事本身带给读者启迪和愉悦；其次，类型小说保持着小说的最初需求，对于小说而言，在形式化大行其道、渐成潮流的今天，“我们为什么写小说”成为一个值得所有作家反躬自省的问题，而类型化小说所呼应的正是小说的叙事初心，是小说所有意义生成的原点；第三，类型小说具有自己的逻辑，经过长期的发展，类型小说在大量的文学实践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有助于形成圆融的叙事线条，使得这一类型的小说在艺术上往往更加圆熟。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最大魅力就在其日常化的描写。在其小说中，阿加莎·克里斯蒂往往使用最平凡的材料，追求普通大众最一般性的生活。这种普通化的描写虽然没有太高的精神追求，却迎合了整个社会的普遍价值，因而以反映大多数人的精神世界而受到广泛的欢迎。

第八讲：《张爱玲与五四》

长时间以来，张爱玲被五四新文学纳入另一个空间，鲁迅等五四新文学作家所批判的颓废都市与庸俗小市民恰好在张爱玲笔下熠熠生辉，加上张爱玲本人对五四新文学的讥诮，使得她与启蒙格格不入。但王安忆认为，这种格格不入恰好是证明张爱玲受启蒙影响的异质表现。

王安忆强调，张爱玲同鲁迅一样对启蒙的结果呈现出悲观主义倾向，只不过张爱玲的悲观含着都市的浑浊，是“俗人”的失望。第一，表现在对接受启蒙思想影响的一代人思想与身体双重堕落的描写及对他们的后代命运的展现上，第二，受启蒙思想影响的一代人成为父辈后，反而更有理由将更坏的影响施加给后代，他们的后代在新思想与父辈的夹缝中变得粗俗猥琐。这些特征在《五四遗事》、《琉璃瓦》等作品中均有体现。

（禾穟整理自“浙大人文汇”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