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建明

我1988年进入杭州大学中文系读书。那个时候，是一个物资短缺的年代，跟今天大学生应有尽有的现状是完全不一样的。在精神层面，则快速经历了一个从相对匮乏到无限丰富的过程。那时候，通向世界的闸门刚刚打开，从欧美翻译的新书每天都会潮水般涌来，没有人告诉我们怎么去选择。我们的思想已经太饥饿了，几乎是什么新鲜看什么，逮到什么看什么，新华书店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了图书馆。我们没有别的想法，社会也比较单纯，从来没想过未来还可以去做与中文没有关系的事情。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真心想做学问。老师也特别喜欢跟我们交流。大家经常到老师家里去讨论问题。我经常去两位老师家，一位是陈坚老师，一位是王林祥（王元骧）老师。吴秀明老师当时是我们班主任，住得离我们宿舍很近，我们也经常去他家。王林祥老师特别喜欢和我们争论，争论成为了一种学习方式，大家在争论过程中确实产生了很多火花。导致现在，虽然我已年过半百，想法还是特别多。

大学时代，我喜欢一位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皮亚杰，他写的一本很小的小册子《发生认识论原理》，对我的影响非常深刻。我经常思考他研究儿童的思维方式是怎么发生的，又如何固定下来成为“范式”。我们一直说学校的教育目的不在于灌输了多少知识，现在知识的获取已经非常方便，能让学生创造一种“范式”，获得处理知识的最强大的能力才是至关重要的。直到几十年后的一天黄昏，走到皮亚杰雕像之前，还突然觉得遇见了一位故人。

大学时代，还有一位对我影响很大的人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王林祥老师似乎对他不怎么感冒。我们进大学以前完全是一张白纸，所以看到弗洛伊德很新奇，特别喜欢。王老师是把马克思主义美学诠释得特别好的一位教授，我个人认为他是讲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第一人，把整个理论体系讲得非常圆满。特别是把“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讲得出神入化。但是，对于“什么是人的本质力量”，他感觉我有些怀疑。

我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睡懒觉的习惯，为了吃早饭上课就要迟到，不吃早饭连上三节课又饿得吃不消。王老师就经常和我们各种斗智斗勇，上课时只要我不在就点名。我上课的时候喜欢在笔记本上画小人，课间休息的时候，他也在我的笔记本上画画。我画长头发的，他就画光头，反正都是反着来，然后在画的旁边写一句：“弗洛伊德研究得怎么样？”。我们就这样结成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师生关系。有一次我们几位同学课间溜出去吃早饭，被他发现了，他说要期中考试。考什么呢？什么都不考，就是把笔记本收上来，在笔记本上打分。我的笔记本是空白的，所以只能是零分。到了晚上，王老师来到我们寝室里。我正躺在上铺看书，王老师说，你不用下来，现在给你补考，用两个字来区分美和崇高。我答不上来，于是这次期中考试就真的成了零分。当然，这次特殊的期中考试没有记到最后的学期成绩里。那个时候的老师是非常开放的，把我们学生完全当作一个知心朋友一样来沟通。因为逆反心理的缘故，我看弗洛伊德的书非常的多。本科快毕业的时候，曾经想写关于弗洛伊德对当代中国文学影响的论文。那时候，确实不只我们大学生喜欢《梦的解析》，很多作家都受他的影响，写梦，写一些象征的东西。我有一次和陈坚老师讨论过这方面的话题。陈坚老师是一位学识渊博而且特别善良的教授，给我的自由度很大。他认为现代文学的课程对我来说可能太简单了，允许我不来听课。文学界一直有关于曹禺剽窃的话题，有一次我偶然接触到，专门问陈坚老师借了两本内部印刷的参考资料，因为这让我想到了皮亚杰。五四以后，第一代白话文作家奉行拿来主义，有人说是抄袭。我想到皮亚杰关于儿童期的认知的研究可能对这个题目有所帮助。当时的新文学运动，是一批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完全厌倦了传统的文学样式，对西方文学有一个生吞活剥的简单借鉴的阶段，这是一个发生认识的问题，有一个重新塑造“范式”的过程。陈老师听后鼓励我写这个。于是，我的大学毕业论文就写了《曹禺的戏剧艺术思维》。陈坚老师把这篇文章拿给钱谷融教授看。钱教授看后说，这个方向很好，“是会引起轰动的”，应该把它写下去。陈老师希望我考他的研究生，把这个课题做下去。问题是我的英语很烂，我觉得可能考不上研究生。同时，工作对我吸引力很大。但是很多年，心里还想着写这本书，书名应该叫《中国新文学运动文艺思想探源》之类的，却一直没法动手了。后来，陈老师把这篇文章做了删节、修改和大量的完善补充，发表在《文艺理论研究》上。

这个思维范式的研究一直影响了我此后三十年对社会和文化的认识。今天，我眼前有两条曲线。一条是三十年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变化的曲线，另一条是我们这些有人文底色的人，内心当中的一些冲动的轨迹。上大学时形成的思考与批判精神，融入我一生的人生价值中。

（作者为通策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中欧体育app官方下载(中国)有限公司官网校董）